见闻作者行走乌克兰之二:在这个经历结构性转型的国家,投资找谁谈最合适?

编者按:2017年9月初,应乌克兰政府邀请,华尔街见闻作者前往乌克兰进行经济、政治和投资方面的考察。这个拥有超过4000万人口的国家,在经历了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付出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渐寻求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模式。见闻作者将在连续报道中呈现这种探索,并分析中资在乌克兰的发展前景。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南部一小时车程处的法斯季夫,有一座中国人投资建立的化纤厂,负责将各种废旧塑料饮料瓶清洗、加热、拉丝,做成各种纺织品当中所需要的保暖棉絮。它的建立恰逢乌克兰危机爆发,2014年后随着局势稳定逐步转入正轨。工厂投资者何生根是乌克兰华人商界当中的传奇性人物,既熬过了亚努科维奇时代腐败官僚们的纠缠,也挺过了乌俄交恶带来的市场萎缩,燃料涨价。2015年,化纤厂实现了盈亏平衡。

中国商人们的纠结

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乌克兰的一个成功案例。但是笔者在9月第三次在乌克兰见到何生根时,他却显得有点兴味索然。其实,工厂一切都好,维持了赢利,秩序井然,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出口欧盟市场,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何生根甚至还买下了(实际是长时间租赁)工厂旁边另外一栋废弃厂房。这些苏联时代用于军工目的的厂房高大结实,只要稍微整饬一下,就可以投入使用。

但他否认了将投资建另外一条生产线的想法,理由是乌克兰的法律朝令夕改,而且政府更迭之下很难保证政策的一贯性。何生根举例说,按照政府要求,在工厂里增加了一个用于焚烧废品的锅炉。“用了一年多时间装好,符合标准了,下一个政府又不认了。”他不高兴地说。另外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情是工厂需要安装一套自来水系统,市政机构折腾了一年多也没有弄好。投资建厂需要做到“三通一平”甚至“五通一平”的基本保证,目前看起来要得到落实并不容易。

在笔者与各个中国商人的访谈中,他们对于是否投资乌克兰的心态表现得很纠结。乌克兰亟需外国直接投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2009年开始,这个国家的FDI就急剧下降,到2014年下降到最低点,FDI总额只有4.1亿美元,最大来源国竟是塞浦路斯,这意味着很多乌克兰国内资金经过塞浦路斯周转一轮后再度进入本国。2015年与2016年乌克兰FDI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29.6亿和44.06亿美元,但只有峰值时期的90.6亿美元的一半左右。虽然国内有大量的公路、铁路、电网和煤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有待投资建设,工厂设施需要更新,俄罗斯撤出之后的市场需要空白,真正落实的投资却不多。

乌克兰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这其中最关键的两项改革分别是警察改革和海关改革。前者通过警察部门的大换血大幅降低了警察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后者则通过海关手续简化和电子化等方式,消除了原有的腐败问题,使得通关速度加快,效率提高。曾被乌克兰警察在高速公路上飞车追逐、因海关问题曾不断被罚款的何生根对上述的这些变化深有体会。他对此持有肯定的态度:“腐败的程度大幅度降低了。”

要投资,找州政府和私营企业主

2014年开始,乌克兰出现了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为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带来了一些改变。西方开出的经济药方之一是“去中央化”,将基辅的中央政权权力下放到各个州,包括主要的税收和财政权。这使每个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济自由度,但也使中国人看来的“全国一盘棋”这样的策略不再好用。要投资,就需要更多地和各个州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打交道,然而在涉及跨州的项目,特别是在物流方面,则要看各州的经济实力以及合作意愿。“去中央化”的另外一个特点降低了基辅本来已经不充裕的财政能力。中央政权实施了紧缩政策,想要获得财政支持的项目不多了。

并购并不是投资者们选择的主要方式。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国有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不能对外出售。因此,一些乌克兰原有的拳头产品,如马达希奇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安东诺夫的运输机虽然有国际市场,但却很难通过合资并购来扩大产能,以及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危机后的乌克兰政府做出了一些私有化努力,在2016-2017年的私有化清单上,私有化企业主要是各州电网,以及少部分银行、化工企业。复杂的并购手续和监管法律常常让并购者望而却步。例如,乌克兰第二大化肥企业,敖德萨的Portside Plant化工厂在2016年就经历了两次私有化竞拍的失败。

工业发达的东部州从前面对的市场是俄罗斯。经过危机,俄罗斯市场丧失殆尽,东部州面临艰难的转型。在受到危机冲击最小的西部州,如利沃夫州,政府无意推动重型工业建设。州长奥列格·西尼乌特卡对笔者说,希望投资者进入的项目包括木材加工、光伏电站建设、精密仪器、小型机械加工和零部件生产。日本一家企业在利沃夫投资建设了小型加工厂,生产汽车的电子部件,法国人投资的另外一家工厂则将生产德国宝马的零部件。中国商人在这里也建有工厂,从事木材加工生意。中资的光伏电站建设已经提上日程。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投资规模都不算大,在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就业和经济发展以及开拓市场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如何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成为困扰各个投资者的问题之一。在中央政府无足够的财力建设相关项目情况下,很多项目由乌克兰当地企业和商人自行进行投资建设。例如,在基辅州,乌克兰房地产企业UDP就自主推出“白教堂”工业园区,承诺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吸引制造业企业进驻。目前的进展来看,德国施耐德集团与白教堂工业园区签署和合作备忘录,也有一些中资企业前来考察。距离项目落地,则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在理论上未来乌克兰每个州都有至少一个工业园区,在这些园区里落地的项目只需要付地租就可以获得厂房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使用权,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私人资本主导的工业园区,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在跑了一趟白教堂工业园区后,何生根觉得基本的“三通一平”还有欠缺。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UDP的老板正是乌克兰房地产大亨,中央拉达议员瓦西里·赫梅利尼茨基。他的另外一个投资项目是位于基辅市郊的Unit City,主要以发展IT产业为主。目前已经有若干家西方大型IT企业入驻,但还没有中国相关企业。从“白教堂”到Unit City都系一个人的投资行为,也可以看到乌克兰私营资本在其国内的活跃程度。

中资还在观望

运营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的上升,是投资者们特别关注的问题。经过危机的乌克兰,其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上涨严重,因此最低工资也在不断上调。2016年5月,乌克兰最低工资为1450格里夫纳(约合58美元),随后进行了至少两次上调,到2017年年初,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上调到3200格里夫纳(约合123美元),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何生根的工厂中,工人的税后工资已经目前大约为6000多格里夫纳。乌克兰对企业征收的税率比较高,其中包括18%的个人所得税以及接近20%左右的社会保险费用,无外国投资税收减免。这使何生根每个月给员工开出的基本工资达到了人均一万格里夫纳左右。“如果算上国内因为环保措施带来的原材料涨价,成本会更高。”他最后表示说。这样快速上升的人力资源成本很快就会赶上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

虽然乌克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但中资在乌克兰目前并不算太多,重要的项目主要是基建。中粮投资的尼古拉耶夫港口是其中之一。中国路桥集团获得了尼古拉耶夫到敖德萨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铁国际集团和中国太平洋建设与基辅方面签署了价值13亿美元修建地铁的合作备忘录。乌克兰的铁路网发达,承担全国80%的运输任务。乌方最大的国有企业南部铁路集团的高管亚历山大认为,目前乌克兰的铁路机车已经有美国和韩国技术的加入,中国可以考虑帮助乌方升级改造铁路电网。

许多中国的投资者向何生根咨询乌克兰的投资。这位化纤厂投资者觉得,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而市场和企业运作的逻辑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由此政治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因此,在经历了艰难的投资建厂历程后,他对投资乌克兰反而变得保守了。然而,在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之后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仍旧蜂拥而来,向他询问投资事宜。

2018年乌克兰将会进行中央拉达(议会)大选,随后而来的是总统选举。大选已经不再是“向东向西”的辩论平台,但各种利益分歧还存在着。大选总能够将分歧置于台面。或许这一次是和平的讨论,并进一步抛弃陈旧的思维,进一步改革目前业已出现曙光的投资环境。

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作者为吴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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